“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听听亲历者的讲述吧。

　　近日，珠江科学大讲堂第四十一讲走进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数学专家、长期从事核武器研究的郭柏灵作题为《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促进我国高科技发展》的讲座。

　　核武器国家中

　　核试验次数最少

　　郭柏灵介绍，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拥有一支精干有效的自卫核威慑力量。

　　“大家可能会问现在我国的核武器到了什么水平。目前国际上主要承认三个核大国：美国、俄罗斯、中国。我们与美俄应该说处于相同水平，存在的差距不是在质量上的，而是在数量上。”

　　郭柏灵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1964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又两个月之后，氢弹原理性试验爆炸成功。又过了半年，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时间之短在世界上史无前例。

　　“在五个核国家中，我国进行的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达到同样的水平，中国只用了45次，美国用了1030次，苏联是715次，法国是210次，英国也是45次，但它与美国有技术合作。用最少的试验次数获得最大的成功，这是我们值得引以为豪的地方。”

　　郭柏灵说，1984年我国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大家公推彭桓武院士的贡献应该名列第一。当把奖章和奖牌交由他保存时，彭桓武院士坚决不收，而提议放在科研院里，并为此写了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这副对联是突破‘两弹’的真实写照，也是宝贵经验。根据初步统计，曾经直接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两院院士就有40来位，其中不少是随着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用“手摇计算机”研发核弹

　　郭柏灵说，中国工程院物理研究所是我国专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的单位。该研究院过去有一个代号——九院，郭伯灵就在九院下属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研究所工作。

　　郭柏灵回忆，刚到九所工作时，大概一个月只发5斤米，此外就只能吃窝窝头，每顿两个窝窝头。住房的条件也很差，郭柏灵在北京工作半年后，才分到一间9平方米的单间，三家合用一个洗手间，上厕所都要排队。

　　就科研条件来说，虽然当时中央很重视九所，但那个时候条件普遍都很差，工作的地方必须要两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研究核武器的计算条件也很差，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还是唯一一台电子管的计算机。

　　郭柏灵感慨道，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发挥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为了将原子弹早日造出来，楼里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科学家们一直到晚上12点还不肯走，当时的支部书记都得赶着这些科学家们回去睡觉。

　　他们为“两弹一星”奉献一生

　　当年，郭柏灵和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们一起日夜工作。这些老科学家们学识高超、精神可敬。

　　郭柏灵回忆说，著名的王淦昌院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被调到当时苏联的一个研究所担任研究组组长。王淦昌的发现在国际上很有名，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实验部的负责人。

　　彭桓武出国留学后回到441所，在核武器的贡献中居于领导地位。他非常朴素，衣着很随便。彭桓武有一次在北京天桥看别人下棋，穿着颇破旧，结果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后来一问才知道他是科学家。他也是周光召的老师，曾亲自写信给中组部推荐周光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永怀则为“两弹一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一天夜里，他要从青海飞回北京汇报工作，然而当时民航的夜空飞行技术还没有过关，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郭永怀也在这次意外中牺牲。

　　朱光亚原在美国担任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当时国内的科学家给他写信，劝他回来为祖国事业奋斗。他欣然回国，并调到了九院。朱光亚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了一生，曾担任总装科技委主任。

　　当然还有“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国内有很多记述他丰功伟绩的电影，他将一生献给了“两弹一星”事业。郭柏灵说，有一次核武器飞空进行实验，从飞机上投下原子弹。实验过程中原子弹掉下来时降落伞没有打好，结果原子弹没有爆炸，但是发现了很多碎片。邓稼先作为现场的领导人之一，亲自去捡弹片。核武器有辐射，其研制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后来邓稼先不幸羅患癌症。

　　此外，“两弹一星”的功勋奖章获得者还有程开甲、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