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殷宏章先生（右）与沈允钢（左）讨论学术问题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65年暑假，我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怀着对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这所中国植物生理研究殿堂的向往，我和王国强等8位来自不同学校的毕业生考取植生所的研究生，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1966年初，我即回所。不久，我随导师罗士韦先生去当时的马陆公社蹲点，从事土法生产赤霉素（固体发酵）的试验。当时植生所刚经过“四清”运动，不少科研人员都下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从研究所的同学那里也逐步了解到所里各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及导师的情况。当时植生所的植生部分还在岳阳路320号，与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和实验生物研究所共用320号大楼，各所都有自己的少壮派优秀科研人员的代表人物，而在我们研究生心目中，沈允钢先生就是植生所的代表。所领导给我们介绍所里的情况时，也总是把沈先生作为当时“又红又专”的标兵和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我们研究生心里所钦佩的是他在光合磷酸化领域出色的科研成果，33岁就由助理研究员破格提升为研究员。

十年“文革”结束后，植生所经历了一段拨乱返正、重新走上加快发展的历程。当时，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科研人员和职工恢复名誉、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改善科研经费严重短缺的状况、科研人员老化青黄不接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所领导和全所职工面前。沈允钢先生1983年因殷宏章先生辞去所长职务而接任所长，年底所领导班子调整，王天铎和我出任副所长；1986年10月换届调整，沈先生继续担任所长，副所长。除了王天铎和我外，又增加了汤章城，充实了所行政领导班子。我在沈允钢先生两个所长任期内协助沈所长分管所里的科研工作，直到1990年年底，我接替沈允钢先生出任所长。有幸与沈先生共事，共同经历了植生所这段发展过程，也为我提供了向他们老一辈科学家学习的好机会。下面，我仅举几件我个人觉得在沈先生担任所长期间，对植生所发展起重要影响的事例。

在“文革”后期，植生所已形成6个研究室1个研究组的所谓“六室一组”的格局。十几年后，学科带头人严重老化，为了充分发挥中青年骨干的作用，又保持研究方向的相对稳定，1984年经过全所科研人员的讨论酝酿，在沈所长领导下经所领导办公会议讨论，决定调整行政管理部门、撤销研究室，并以沈所长所在的光合作用研究室，加上微生物研究室为试点，最后调整形成21个研究组，任命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为研究组组长；而仍需继续由老先生担任组长的，一般也配备一位中青年骨干为副组长。事实表明，这一方案是稳妥的，利于在当时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发挥老中青的积极性，确保了研究所的稳定发展。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重心逐步由原核生物转向真核生物，植物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受到植物科学家的极大关注。文革结束后，所里已逐步有一部分原来从事微生物遗传和生化研究的人员转向植物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植生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沈所长和殷宏章、罗士韦等先生的全力支持，研究所不失时机，及时向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汇报了我们的设想，随后，1984年9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关于建立上海植物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实验室》的文件中说明，在国家计委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拟于“六五”期间在上海植生所筹建开放的“上海植物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实验室”，并于年底在上海进行了可行性论证，论证会上专家们建议实验室的名称应体现植生所基础研究的特色，改用“上海植物分子遗传实验室”。随后，在1986年国家计委批准资助在中国科学院建设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植物分子遗传实验室为其中之一。经过两年的建设，由国家计委科技司组织有关专家在1988年10月对实验室建设进行了验收，并于1989年正式对外开放。时至今日，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研究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植生所的研究方向已明确为要从分子、细胞和整体水平上深入研究植物（包括微生物）的生长分化、物质代谢、能量转化、遗传变异等生命活动的重要规律。1986年上半年，根据中国科学院提出的“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办院方针，在制订植生所的发展规划时，沈先生提出要把植生所办成“学科上是交叉的、学术上是先进的、应用上是新颖的、形式上是开放的”研究所。随后，在1987年植生所提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科研改革设想》中进一步阐明了这几点，考虑到当时的植生所即已包括了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3门学科（今天的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又加入了昆虫科学），要求充分发挥这种多学科的综合、交叉优势，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的合作，发现和开展需多学科联合研究的新生长点和学科前沿；在基础研究中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抓住学科中的重大问题，有重点地开展工作，取得若干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应用研究，开发新颖的成果和新技术；促进研究所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合作，把研究所真正办成一所开放型的研究机构，提升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我很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几任所长的领导和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在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我相信所有这些当年在沈允钢先生领导下制订的研究所发展的指导原则对今天的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也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10月沈允钢与程剑峰博士在湖北神农架茶山测定植物光合作用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沈先生长期从事光合作用能量转换机理的研究，但他也一直关注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力求基础研究的成果在农业实际中能有所应用，如考虑如何提高大田作物的光合效率问题，包括大田光合效率的测定、CO₂施肥、在作物生育的关键时刻使用低浓度亚硫酸盐增强光合效率、毛竹生物生产力和光合作用等等。沈先生曾担任两届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他也十分关注科普工作，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参与学会的科普活动。

沈允钢先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比如，他经常以他自己在殷宏章先生指导下成长的经历，教导研究生应加强基础训练、重视实验观察、善于深入思考。1986年在沈先生倡议下，为加强研究生教育和学术交流，开启了“生命科学”研讨会，沈先生主持了第一次活动，请殷先生做了《植物生理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报告，沈善炯先生的博士生王水平做了《植物基因和微生物基因相互作用》的报告，并对研究生的报告当场进行评议，这项活动后来成了研究生的必修课，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一个重要部分。沈先生常到北京出差参加会议，但他常常并不告诉对方到达北京的车次或航班，而是自己乘公交去目的地。一次，我跟他一起在北京出差，到中关村已是中午时分，沈先生见马路旁有卖烤红薯的，问我喜欢吗，我说好的，他就买了几只烤红薯，我俩边走边吃，权当了一顿午餐。这就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沈允钢先生！

最近，读到沈允钢先生在为自订年谱有感而写的文章《机遇、兴趣、努力、协作》中写道，“我的一生中有幸碰到许多机遇，然后在兴趣驱动、自身努力和团队协作下，才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自觉、谦虚和努力”，这确是沈先生人生的真实写照。

（节选自《植物生理学报》2016，52（11）：P1584－1585＋1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