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坤,1942年9月9日生于河北省清苑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1959年4月参加工作,1963年入伍,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连、营文书,团、师、军政治部(处)干事等职。1983年转业任北京城建材料公司组织部部长,1991年调入《中国科学报》报社,为正处级干部、主任记者。主要文章有《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中国科学院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纪实》等长篇通讯,多次荣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一等奖,任《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一书的主编。
柳天明,1942年6月8日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今北京市密云区)。1960年5月1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三系。1967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六室副主任、所办主任、党办主任、所长助理、高级工程师、四级职员等职。党内历任党支部书记、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纪委副书记等职。
代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光召
汪先生1933年到比利时留学,194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并留法进行科学研究。1956年回国后,1957年被增补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6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汪先生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出色的工作,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完成了很有创见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小离子平衡态研究》,荣获法国科学院“虞格”奖金,他所创立的“关于大小离子平衡态研究”的新理论被誉为“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他通过实验证实了负光致效应的存在,巴黎大学光学专家J.卡巴纳(J.Cabannes)院士称赞他的实验“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实验”。汪先生是最早进行人工放射性元素工业应用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打破常规,用弱β射线照射照相干版的方法来控制药膜的厚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采用多种措施改进实验方法,得出了化学液体吸收超声波的比较准确的数据,被国际超声学者引用。他在法国成功地研制出高灵敏度静电计和微量天平,其中高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战事的需要,汪先生承担了“主动声呐加大功率”的研究课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汪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主管水声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立即提出报告,建议组建一支年轻队伍,尽快开展我国的水声研究。毛主席亲自圈阅了报告,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所里参加水声研究工作。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对快速发展我国水声研究和水声科技队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9年,汪先生组织并参加了在我国南海开展的中苏联合水声考察工作。他组织我国的4名研究人员,结合我国海域的特点,提出了由近及远、由浅入深、(频率)由高到低的水声考察研究战略,同时拟出了我国水声科学考察与研究的发展规划,组织、带领年轻科技工作者开展了“浅海声场”等一系列水声研究,并指导学生们对国防水声技术和民用水声设备进行了全面的考虑与系统研究。
1968年,他组织并参加了在我国北海进行的水声综合试验。
1975年,汪先生亲笔起草了我国海岸水声预警体系的研究发展规划。1978年,当时汪先生已经73岁高龄,仍亲自率领一批科技专家远赴西沙群岛海域进行我国的首次深海试验。
汪先生还是我国首先倡导研究白豚的科学家,并带领研究小组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
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汪先生发表了主要学术论文50余篇,并与学生合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水声学专著《水声学》,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水声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汪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声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担任所长近20年,为研究所的建设、科学规划和科学发展,科技人才的选拔、培养,以及大量科研活动的组织领导,付出了许多辛劳,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文化大革命”期间,声学研究所被撤销,汪先生怀着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强烈责任感,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建议恢复声学研究所。声学研究所恢复后,他老当益壮,根据中央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提出《关于声学所工作的二十条意见》(以下简称“二十条”),积极推进“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课题、定人员、定设备)工作,使研究工作很快走上正轨。他从国家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出发,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勉励科研人员要“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他从科研单位的实际出发,重视和开展思想工作,关心科研人员和广大职工的工作与生活。他根据科技工作面向国民经济、面向国防建设的需要,调整课题,不断提出可行的改革措施。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声学研究所的改革不断深入,工作有声有色,重要科技成果不断涌现。1979年,声学研究所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汪先生担任过国内外很多重要学术职务。长期以来,他在推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科学合作,以及推动我国物理学发展、国防水声科技发展、科学实验设备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汪先生作为访问教授,或参加科技代表团,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曾数次出访英国、法国、苏联等十余个国家,为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第十四届国际声学会议在北京的举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汪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求学期间,就是该校中国少年学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他们办小报、求科学、求民主。1933年,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出国深造。1947年,卫立煌与蒋介石发生矛盾,当卫立煌夫妇途经法国巴黎时,汪先生夫妇通过亲戚关系,在接待卫立煌夫妇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革命宣传,使卫立煌夫妇产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汪先生又多方奔走,设法将这一信息转报给了延安。卫立煌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剿总”)总司令后,汪先生又通过亲戚关系去“司令部”任职,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以及保护东北的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作出了重要贡献。汪先生在巴黎曾任两届留法同学会理事长,被誉为中国的“地下大使”。他组织制作了法国巴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挂在于巴黎举行的支持抗美援朝的募捐大会上,并含泪讲演,号召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他积极进取,不辞劳苦,忘我工作。在法国期间,他参加了法国战时科学研究,研究解决了主动声呐加大功率等技术问题,并研制了多种仪器设备,为支持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的导师、法国共产党(以下简称法共)党员、国际反法西斯反战争委员会主席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教授被德国纳粹逮捕、法国亲德傀儡政权接管了朗之万实验室后,汪先生义愤填膺,毅然离去,就职于约里奥-居里夫妇(Frédéric Joliot-Curie and Irène Joliot-Curie)的镭学研究所;同时,为了朗之万教授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做了许多工作。汪先生是一位崇高的国际主义者,是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1995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院士与反法西斯斗争”座谈会上,汪先生回顾了这一段经历,令每位与会同志都深受感动。
鉴于汪先生取得的突出科学成就和为推进国际国内科学文化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曾荣获法国声学学会(法语区声学家协会前身)最高荣誉奖章—银质奖章、巴黎市政府荣誉奖章、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以及中国物理学会荣誉证书及奖章、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等多种重要科学奖励。1986年以来,瑞典皇家科学院还曾三次请他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
汪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研究工作和仪器设备研制工作中取得了多项独创性成果;他开创了我国水声学和国防水声学研究事业,并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他为我国海军声呐的现代化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支水声科技队伍,并使其不断发展、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为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前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