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徐匡迪）
邵象华先生是中国近代钢铁冶金的一代宗师，是我们十分崇敬的前辈。他学术造诣深厚，是我国冶金过程物理化学的开拓者之一，其研究的领域不仅涉及冶金熔体中炉渣组分和金属元素的活度计算等理论问题，并将其实际应用于真空条件下熔炼特种金属材料和包头钢铁公司平炉渣中铌、锰的提取，以及在铁合金生产中用吹氧法冶炼中、低碳锰铁等，并在工业生产中一一得到成功的应用。
邵先生还是中国钢铁冶金界杰出的工程设计领军人物，抗日战争后期他在四川綦江克服种种困难，主持、设计了我国第一座新型炼钢平炉，并于 1944 年投产，利用四川当地小高炉的土铁炼出了合格的钢水并轧制成材。1948 年他在鞍山钢铁公司任总工程师兼任炼钢厂生产技术副厂长等职，参与组织、领导鞍钢生产恢复工作，由于这些突出贡献，他于1949 年8 月被授予“二等功臣”称号。在鞍山钢铁公司复产的过程中他主持制定各生产工序的操作规程和产品检验标准。因此，他也被钢铁工业界公认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技术管理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翻译的苏联版《钢冶金学》（Металлургия Стали）和美国版《碱性平炉炼钢》（Basic Open-hearth Steelmaking），是20 世纪50 年代我国高等学校钢铁冶金专业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我初识邵先生是在1956 年夏秋之交，当时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我在读的北京钢铁学院邀请了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到学校给师生做报告，其中就有邵先生。他中等身材，儒雅谦和，面带微笑，侃侃而谈。那次报告他讲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冶金热力学，他强调冶金和材料研究的基础都是热力学，热力学是解决各种反应或相变的可能性和终极目标的问题，所以它是冶金过程和热处理工艺的理论基础；其次他又谈了真空冶金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新的概念，因为 20 世纪 50年代中期蒸汽喷射泵刚刚问世，它使大规模的真空技术应用成为可能。尽管当时钢包真空脱气及炉外精炼（如RH、DH 等）都尚未出现，但邵先生从钢中气体（H 和N）的溶解与析出和减压下钢液中碳氧平衡的移动方面，准确地预言了这一领域即将成为钢液精炼和特殊钢质量提高的重要手段。邵先生做报告时的声音不高，语调平和，但逻辑性强，当时在南楼大阶梯教室听讲的师生有二三百人，安静极了，大家都唯恐漏听了什么话，两个小时转瞬即逝。虽然60 多年过去了，但这个报告对我来说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年级刚从钢厂生产实习回来。由于系统的专业课还没有上，所以我们从现场获得的初步感性认识，就是炼钢是一种又热又累的力气活，只要按操作规程，拿大锹往炉里加造渣材料及铁合金就行。听了邵先生的课后，我们不仅对他的学识倍加钦佩，而且对自己要终生从事的钢铁冶金事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决心要把冶金物理化学这门基础理论学好。
第二次有机会听到邵先生的报告是1962 年中国金属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冶金物理化学学术会议，那次会议上邵先生主讲选择性氧化和还原反应，这在当时也是冶金物理化学在钢铁生产中应用的一个新领域、新事物。当时我正好在参加与上钢五厂合作承担的“航空发动机用不锈钢管攻关”的国家课题，对于高铬不锈钢冶炼时的脱碳问题十分头疼，而新的氩氧脱碳法（AOD）、真空吹氧脱碳法（VOD）工艺当时还未商业化，于是我就大胆地向他提出在电弧炉中有无选择性脱碳保铬的可能，他稍加思考后回答我说，“碳选择氧化的条件就是温度，要达到1800℃左右。但炉衬耐火材料可能吃不消”。之后，课题组顺着这个思路采用快速、强化供氧，使其在短时间达到高温的办法，炼出了五炉符合航空标准的高铬、低碳不锈钢，保证了在苏联停止供货时，我国主战空军装备歼-6 的正常飞行，此成果后来还获得了1977 年国家科学大会奖。
我有幸和邵先生还有“三重缘分”。第一重“缘分”是在1997 年的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时遇6 月底，北京天气干热，晚饭后大家都在京丰宾馆的院子里散步，突然我看到邵先生穿着背带西装从花园对面的小径走来，我笑嘻嘻地和他招呼，并开玩笑地用杭州话说，“邵先生真像一位英国绅士”，他哈哈大笑，用杭州话答道：“这套行头在1958 年以后就压在箱底，再不穿穿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们两人便用杭州话边走边聊。当他得知我是1981 年国家开放公派访问学者，是第一批去英国的，而且是到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冶金系时，他高兴地说，他在1934 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英国时是与丘玉池两人同时进入帝国理工学院冶金系的，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一级荣誉冶金学士学位。他说自己是中国公派到英国学冶金的第一批留英学生。他还回忆起在帝国理工学院的时光，包括那时的教室、实验室、系主任办公室以及海德公园附近的宿舍等。天色渐暗，当我们到了宾馆大楼门口各自回房间时，邵先生就用杭州话说：“有缘！有缘！”第二重“缘分”是2002 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后，立即先后登门拜访了各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和前辈。当我在钢铁研究总院院长干勇院士的陪同下来到邵先生家时，开门的是其夫人王晓云老师，她把我们带入客厅，邵先生从沙发上起身迎接，握手寒暄后他用杭州话问我“是坐沙发还是靠背椅”，王老师笑着说：“真是年纪越老越是乡音不改了。”邵先生却一本正经地用杭州话说：“我们是同乡，匡迪也是杭州人。”于是，我们二人就用地道的杭州话高兴地攀谈起来，惹得一旁的干勇院长和王老师哈哈大笑。临别时，二老将我们送到门口，邵先生还不断地用杭州话对我说：“有缘！有缘！”
第三重“缘分”来自我们共同的业余爱好，即交响乐。我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支持和筹划了上海国际音乐节，邀请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中央交响乐团等著名交响乐团体来沪演出，同时我邀请邵先生夫妇来沪，共享音乐盛会，二位老人欣然前来。其不仅连听四场，还作为贵宾出席了音乐节的大型招待会，邵先生为此欣喜不已，大呼饱了耳福。自此，我在北京工作时，凡遇到邵先生，都会问他最近听了些什么好的音乐，这也成了交谈中常有的话题。但到了2005 年后，他就用杭州话说：“年纪大了，晚上出来不方便，只能在家听听CD 片了。”
此次姜曦博士邀我回顾与先生过往情谊，回忆起2003 年年初，钢铁研究总院为邵先生举行九十大寿庆典，先生精神焕发，热情地与各位来宾握手致谢，大家都祝他健康长寿，他风趣地说：“我要向魏寿昆先生学习，争取活过100 岁。”会场响起热烈掌声，感动人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果然，2012 年2 月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邵先生举办了祝贺百岁的活动，当时在北京的所有钢铁冶金、金属材料学界的院士和同事以及邵先生培养的博士生悉数出席，大家畅谈了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生品格。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一个月后，这位大家崇敬的著名冶金理论和工程专家、两院资深院士，走完了他的光辉百年人生，与世长辞了。哲人仙逝，功绩永存，我深信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钢铁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丰碑上！也永远铭记在所有中国钢铁人的心里！
序二（殷瑞钰）
邵象华先生是著名的冶金学家、冶金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冶金界公认的泰斗级人士。邵先生的科技生涯丰富多彩、涉猎广泛，活跃在学术界和产业界。邵先生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钢铁联合企业的协理（副经理之一）、总工程师、科研院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顾问等职，还曾受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冶金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冶金组的评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是科技界、产业界公认的权威专家。
姜曦博士约我作序，作为晚辈的我有幸与邵先生同行同专业，都是学冶金的，又都曾较多地从事炼钢专业，因此受先生赐教、熏陶较多。1953年10月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1955 年分配到炼钢专业。记得当时十分推崇的参考书是苏联的《钢冶金学》，这本书是邵先生由俄文独立翻译过来的，学生们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同一时期，他还主持翻译了国际上主要的炼钢学专著—美国出版的《碱性平炉炼钢》。
邵先生翻译的这两本书引导、培养了我国20 世纪50～70 年代的一大批学生和钢铁企业科技人员。可以说，钢铁冶金专业特别是炼钢专业的科技人员没有人不知道邵象华先生的，大家都尊称他为邵先生。
我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时，经常去图书馆看杂志，当时有一本杂志名称叫“鞍钢”，是鞍山钢铁公司主办的，这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它主要介绍钢铁冶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进展和动向。这本杂志的主编就是邵象华先生，刊载的文章大多针对生产的需要，同时也发表不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章，反映邵先生的治学风格，并影响着冶金领域科技人员和学校师生。
我和邵先生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20 世纪70 年代，邵先生带领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现名为钢铁研究总院）的专家队伍到唐山钢铁公司进行氧气底吹转炉的工业性试验，其关键技术是油冷底吹喷嘴，邵先生在唐山钢铁公司不仅讲了喷嘴的技术原理、国际进展，同时深入第一炼钢车间，亲自指导试验，有时直至深夜。在邵先生的指导、鼓励和直接参与下，氧气底吹转炉的工业性试验一次就取得了成功。其后，邵先生还同唐山钢铁公司的肖来潮总工程师等一起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会上介绍了中国在氧气底吹转炉方面的进展。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我和邵先生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并经常得到邵先生的指导、支持和鼓励。同时，我也逐渐了解到先生由“神童”到学界泰斗的成长、奋斗过程，以及为振兴中国钢铁工业而努力的历程。先生天资聪颖，用9 年时间完成了小学、中学的学业，19 岁以全优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并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随后，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当时有一段流传的佳话，中国留学生邵象华、丘玉池的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36 年邵先生获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一级荣誉冶金学士学位，1937 年获冶金学硕士学位，并获“马瑟科学奖金”（Mathey Prize），被授予英国皇家矿学院会员学衔和帝国理工学院奖状。在硕士学业行将结束时，其导师卡本特（H. Carpenter）提出希望他继续留校攻读博士学位，并写了推荐信。正当他准备接受这一美好的提议时，访英的中国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先生动员他回国参加中央钢铁厂的筹建工作。邵先生觉得这是报效祖国、实现理想的大好时机，于是毅然放弃继续留英深造的机会，接受了翁文灏先生的邀请，转赴西欧诸国考察钢铁厂，继而转赴承建中央钢铁厂的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实习、进修，自此与钢铁冶金工业和冶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日本大举侵华，湖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央钢铁厂建设无法进行，先生转任武汉大学冶金系教授。后又奉命到资源委员会下属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负责创建炼钢厂并任厂长，设计、建造了大后方最大的新型碱性平炉，堪称壮举，显示了先生在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行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和才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奉资源委员会之命赴东北参加接收鞍钢的工作，任协理兼制钢所所长。1948 年2 月鞍山解放，不久先生任鞍钢总工程师，并先后兼任炼钢厂生产技术副厂长、技术处处长和中央实验室主任等职，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了炼钢厂的恢复工作，被授予“二等功臣”称号。20 世纪50 年代初，先生主持制定了鞍山钢铁公司各个生产工序的技术操作规程和各类产品的质量检验标准等规章制度，被公认为是中国钢铁企业技术管理的奠基人之一。在鞍钢期间，他深入生产实践，根据需要开展技术革新，如平炉采用镁铝砖、减少沸腾钢偏析等。
先生重视培养冶金人才，除了张春铭、刘嘉禾等老一辈冶金专家曾得到先生的培养、支持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还曾向基层生产一线的工人讲解生产操作的技术要领，给转业干部讲有关钢铁生产的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58 年，先生奉调到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技术顾问、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等职，并进行了真空冶炼物理化学的应用基础研究，为我国发展特殊冶炼提供了若干理论支撑。随后又对包头钢铁公司铁水提铌新工艺进行了研究……他始终活跃在中国冶金学术界和钢铁工业生产技术领域。
改革开放后，邵先生致力于积极促进与国际冶金界的科技交流、合作，参与并组织了中美、中法、中日、中韩等双边和多边钢铁学术交流，并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1992 年，他被授予日本铁钢协会（The Iron and SteelInstitute of Japan，ISIJ）名誉会员，这是ISIJ 最高学术称号，并获汤川纪念讲演奖。
邵象华先生也是中国金属学会重要的创建者之一。他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及炼钢分会理事长等职30 余年，特别是对炼钢领域的理论进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邵象华院士在为祖国钢铁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始终有着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他谦虚谨慎、治学严谨、认真务实，深入实践，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生产；他认为应用和基础研究开发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在于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