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刘深完成的《葛庭燧传》初稿，我感到很高兴。该书写出了葛先生真实的为人与性格，也描述了他在内耗领域的突出贡献，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生活小事。
几年前，作者曾写过一本《戈与荷》，主要描写葛先生及其夫人何怡贞教授，内容丰富，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但是涉及面太广，不像一个人的传记。而今在科学出版社协助之下进行了必要的删改，可读性很强，同龄人看了感到亲切，后生读后，能了解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多么不容易，激励他们积极向上。
我比葛先生小7岁，也算是同龄人，特别是我们在沈阳共事25载，那是我们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53年，成立后不到10年，从欧洲和美国科研第一线回国的学子达到十余名。他们回国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遇，而是一心为了报国，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在所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小社会”，虽然彼此间也有分歧意见，甚至有时会争吵，但是大家一致都服从党的领导，牺牲小我顾大局，以国家的任务为重。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本来以学科建所，把发展学科放在首位，但是为了执行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完成国防任务，金属研究所自1957年起逐步转向以发展新材料和新技术为主。
葛先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于是，他的内耗研究也转向实用材料方面，如在蠕变过程中的以短期推断长期寿命，内耗也用来研究材料中的疲劳现象，特别是他在无损检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除了传记中的那些事例，他还提出用声发射研究疲劳裂纹的形成与扩展。
在葛先生的指导下，由万耀光具体实施，金属研究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声发射装置。20世纪80年代初，万耀光随学部委员庄育智研究员调到当时的人事部
“锅炉与高压容器检测中心”，使中心得到大发展，现已成为全国压力容器检测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先生在金属研究所除了在内耗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外，还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是促进了金属研究所优良学风问题；另一个是对科技人才的培养。
学风是一个研究单位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金属研究所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学风问题，除了重视当时所提倡的“三严”精神以外，我总结了八个字：“团结、奋进、求实、创新”——只有团结，才能持久，使研究所蒸蒸日上；只有奋进，才敢于拼搏，研究所才会有所作为；只有求实，才不会浮夸，取得社会的信任；只有创新，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研究所才能与时俱进。对于金属研究所优良学风的形成，我们这批早期到所里的学者，包括葛先生和何先生在内，起到了主要作用。
一个研究所的人才情况更是重要，它决定研究所的命运和前途，葛先生在这方面的业绩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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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老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
师昌绪
2010年7月于沈阳
在坎坷的报国之路上——写在前面的话
民族自救的道路
葛庭燧是20世纪40年代赴美留学的优秀中国学子，他所追求的是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
那个年代的救国之路有千条万条，但历史事实证明，出国留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当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东方睡狮开始睁开沉迷的眼睛。这样的例子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几何时，他认为西洋人如果没有中草药“大黄”就无法大便，他甚至以为西洋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中华民族觉醒与自强的道路异常坎坷，代价异常惨烈。诚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的沉痛之语：“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留美幼童”与“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而巩固江山的一厢情愿式的努力，它的失败在于将中西方的差距仅仅归为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努力。中国所舶来的西学也正是在如此血与火的斗争中顽强地伸展着枝干，滋润着叶脉。
真正成为近代和现代中国领袖的杰出人物，却是职业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比如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在香港读中学，去伦敦和檀香山不过是避难或者为“造反”募集资金；毛泽东则绝对是土生土长的学子。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西方诚然在自然科学上远远超过东方，而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上，则是东方胜于西方，本土胜过留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中国，并且渐渐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因为它首先成为东方大国俄国革命的理论武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另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则以明治维新作为民族自强的转机。俄国与日本，当时是两个值得中国人借鉴的东方模式，然而，中国人最终选择了俄国式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道路。
近代中国开始兴办西式教育，显然不能从一开始就彻底清算私塾式的课堂与八股式的课程，然而，中国早期的西式教育绝不仅仅是教学体制与学科设置上的西化，而是开始在灵魂上脱胎换骨。在20世纪30年代，罗素、杜威、泰戈尔等东西方大师与哲人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对于一代青年的精神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诸如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一代名校，为中国培养了新时代知识的开拓者，而黄埔军校则是现代史上中国职业教育一个罕有的特例。
就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先驱者而言，容闳这样的近代留美第一人，只不过是维新与改良的附庸，20世纪诞生的1900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两个“庚子起义”：一是唐才常、容闳等人在上海发起的维新党人起义；二是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发起的革命党人起义。
事实证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老话确实不假。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爆发的这两次起义，堪称中国人拯救民族危亡的决死反抗，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它预示了新世纪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曙光。
……
刘深
2008年10月8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