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紧邻“北四环西路”北侧,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住宅小区。在高过楼顶的杨树枝叶的掩映下,小区里有东西向一字排开的三座三层住宅楼:13、14和15号楼。这三座楼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现在已经十分陈旧,在当时却是中国科学院特批、特建的“特楼”。这三座“特楼”,当时是为中国科学院的一批顶级科学家特别建造的。在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就有杨嘉墀、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和郭永怀6位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构思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发展蓝图。“特楼”的住户里,还有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贝时璋、秉志、童第周、钱崇澍、陆元九、屠善澄、赵忠尧、杨承宗、张文裕、汪德昭、陈宗器、尹赞勋、顾功叙、傅承义、黄秉维、叶渚沛、柳大纲、郭慕孙、熊庆来、蔡邦华、戴芳澜、邓叔群、陈世骧、吕叔湘、罗常培等人。
生物学家贝时璋先生1955年住进了14号楼,与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住对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事过境迁,三座“特楼”里原有的老住户,有的已经辞世,有的搬出住进了新居,三座老楼的显赫身份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到2009年,惟有106岁的贝时璋先生和96岁的何泽慧先生,依然在这里对门住着,从房屋的外观到室内的陈设,岁月的痕迹随处可见。
当贝时璋先生过了百岁生日之后,每逢星期三的上午,我总要在10点钟准时来到“特楼”贝时璋先生的家。贝时璋先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而我则是先生与院、所间的联系人。先生还是细胞重建研究组组长,我是先生的工作助手。每周的这一天是先生和我讨论工作的日子。一生中,少享受、多奉献、进行科学研究是先生最大的快乐。百岁寿星贝时璋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工作依然是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每到讨论工作的这一天,先生总是提前到客厅就坐。我一到,随着我的问候声,先生也总要起身和我握手,热情而和蔼地说:“王谷岩同志,你好!”而每当工作结束我离开时,先生又总是起身和我握手,还要送我到门口,和我道别:“王谷岩同志,再见!”我是先生的学生,又是他的助手,可多年来先生一直这样称呼我,一直是这样的和蔼、这样的亲切。不仅是对我,对于任何人,不论是领导、同事、朋友,也不论是学生、下属、小辈,或是来拜访他的少年儿童,先生都无一例外地热情问候、热情接待。步入百岁之后,贝时璋先生还在做着两件工作:一件是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及与之相关的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先生说,他要把进行这项工作的思路和探索研究得出的认识作为“备忘录”,交给研究所和国家,希望对一些科学问题的探讨与发展有所用处。另一件是回顾和总结他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80年来的心得体会与经验,以及他创建并长期领导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治所思想与实践,先生把这件工作称为“回忆录”,并同样也要把它交给研究所和国家。
贝时璋先生是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从在德国留学时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内容包括细胞常数、细胞再生与细胞分裂等,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细胞重建的研究工作,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研究工作,首次发现了细胞的繁殖增生存在另外一条途径——细胞重建。2003年10月10日,是贝时璋先生的百岁寿辰。在那之前,先生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主编完成了他的《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并于2003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细胞重建》论文集的第一集,已于1988年12月出版,收入论文24篇,报道了细胞重建的基本情况:细胞分裂不是细胞繁殖增生的惟一途径,细胞重建是与细胞分裂并行存在的另一条途径;细胞重建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只要具备组成细胞的物质基础和合适的环境,都有可能发生细胞重建或核重建。《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收入的18篇论文,是先生从未发表过的20多篇论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报道的是对细胞重建本质的探讨,重点在于细胞重建的诱导和模拟的研究结果。这两集论文集,收入了贝时璋先生和他的研究组1970年以后、历时30年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论文。正是根据这些原创论文,贝时璋先生提出了一套完整理论——“细胞重建学说”,向有着100多年历史、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传统细胞学说提出了挑战。
贝时璋先生享年107岁,他的人生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几个时代,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他曾是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系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宗师,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科技人才。他是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及其学部的建立,他高瞻远瞩、倡导学科交叉,开创了我国的生物物理学和宇宙生物学。他勤勉业精,1928年25岁时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育和科学生涯中取得的学术成就赢得他的母校的厚爱,图宾根大学又先后为他颁发了四张博士学位荣誉证书,德国政府还授予他“惟一学术公民”称号,他得到了举世无双的殊荣;在太阳系中,有一颗闪烁的国际永久编号36015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贝时璋星”,昭示着他为科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贝时璋先生的人生是科学的人生,他视科学为生命,他要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他说:“一个真实的科学家,是忠于科学、热爱科学的;他热爱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识、爱真理,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
人到老年,会经常回忆往事。2006年的年初,贝时璋先生对我说,他3岁时开始记事,当2006年的10月他满103岁时,一生中100年经历的重要的事情他都记得。我说,如果写出一篇《清晰记忆100年的科学老人》的文章,很多人一定都喜欢去读。听了我的话,他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当我坐在贝时璋先生的身旁,静静地注视着这位从浙江宁波走出来的百岁科学老人时,脑海中会闪现出镇海渔村里那个沉默寡言的乖少年,那个走在图宾根大学城里、被德国同学昵称为“Pai bub”(贝娃娃)的有为青年,以及那个在讲台上和实验室里的一代宗师和科学大师的一个个身影。当我握着先生有力的双手的时候,仿佛触摸着他那厚重的世纪人生。当我聆听他对重大生命科学问题思考的时候,我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一个真实科学家人生价值之所在。
贝时璋先生笃实敦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德高望重。他在科学上的远见卓识和旺盛的生命力,感动着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立身高处,德行高洁,自能声名远播。正如浙江乡贤、唐代名重一时的诗人虞世南诗中所云:“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王谷岩
2009年10月于北京中关村
王谷岩,贝时璋先生的学生和助手,协助贝时璋先生工作,参加细胞重建的理论研究。
1940年11月生,河北唐山人,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和(学科)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室主任。早年从事“视觉信息处理”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2年起承担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神舟号”飞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工作,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参加载人航天工程优秀工作者”。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基础科学与高科技专业委员会委员,出版科普图书8种、文章近300篇和3部影视科教作品(编剧)。作品曾多次获奖,科学说明文《眼睛与仿生学》等4篇文章,被编入各版本高初中、中专、技校和成人高考语文课本。
撰写《贝时璋传》的动议,始于2003年,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庆贺贝时璋先生百岁诞辰的一项计划提出的。当时,生物物理研究所所务会和贝时璋先生本人将这项工作委托由我来做。
一份传记,不只是简单地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它应展示人物在生活年代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大背景下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贝时璋先生是一代宗师、一位著名科学家,他的传记是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各个科学发展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之中,去记载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因此,第一步的工作,是要进行包括社会史料、科学事件史实以及贝时璋先生的学术活动与成就、学术思想及其形成过程的搜集与考证,工作量很大,而且十分重要,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我与先生的子女贝濂和贝德一起整理过先生的文稿,我选出了先生的所有可以用做传记素材的文稿,并做了进一步深入的阅读。为搜集先生在浙江大学20年的经历,我翻阅了《浙江大学发展史》,逐日阅读了《竺可桢日记》1~8卷,即1936~1954年19年的日记。贝时璋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间最长,因此《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科学院编年史》等也是需要仔细阅读的。在所有的阅读中,我都做了摘记。
2006年动笔,开始了传记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核对和考证工作也从未间断。一位教育家,一位科学家,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反映在他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但重要的是取决于他独到的学术思想指导。因此,贝时璋先生的学科交叉思想、科学创新思想和建所治所思想的形成及其推进过程,就成为我深入探究与叙述先生学术成就的一条主线。
贝时璋先生选定我作为他的助手,是我的荣幸,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我可以时时聆听他对其所创建的“细胞重建学说”及与之相关的重大生命科学问题的阐释与思考。而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又让我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有了一个进一步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传记应有某些过程的细节,要有传主的个性化语言。然而,每当向贝时璋先生问起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事件中他的所做、所说和所想的时候,他经常会说:“不要说得太多,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他更不太愿意多谈他的成绩和贡献。所幸,在1991年编纂《贝时璋文选》时,应幼梅先生写过一篇类似传记的文章《贝时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依据的是与贝时璋先生交谈所得到的资料。再有,从2000年6月12日开始到7月13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贝时璋先生与贝德和朱蔓萝夫妇陆续谈了他的经历,他们将其整理成文,便有了《贝时璋生平自述》。感谢他们三位的辛勤工作,给我提供了《贝时璋传》的写作框架。
也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以每个月近10 000字的进度,到2009年9月,我才完成了传记的初稿,之后即对传记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2009年10月,贝时璋先生逝世。是年年底,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了拟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纪念活动的安排。为此,我即加快了初稿的修改与补充,并配上140张照片,有了在2010年9月即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前出版《贝时璋传》的计划。也正是在那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与科学出版社议定了出版院士传记事宜。有了院士工作局和科学出版社的支持,《贝时璋传》得以及时列入出版计划并如期出版,以作为我们对贝时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永远敬仰他、怀念他。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研究员和贝时璋先生子女,全文阅读了《贝时璋传》文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许多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对《贝时璋传》的写作和出版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与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谷岩
2010年5月于北京新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