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寿昆（1907—2014）

冶金学和冶金物理化学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和中国金属学会创建人之一。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矿冶工程系，1935年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进修。

1936年归国后，在北洋工学院冶金系任职。抗战期间，辗转多地，在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高校讲授冶金课程。抗战胜利后，回到北洋大学冶金系任职。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他参与组建了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北京钢铁学院。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金属学会第一至第四届常务理事等。从教80多年，共主讲过28门课程，培养了四五代冶金科技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冶金科学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9年，北洋大学矿冶工程系学生毕业前在唐山煤矿实习留影（前排右二为魏寿昆）。

1952年，魏寿昆为天津大学冶金系毕业班授课。

1988年，魏寿昆（中）在北京科技大学固体电解质实验室与研究生讨论实验装置。

1961年，魏寿昆全家合影。

1996年，两院院士大会，魏寿昆（前排右二）与从事冶金工作的院士合影。

1988年，魏寿昆考察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时在铁矿山前留影。

1921年，魏寿昆赴德国留学前。

10年前，2014年6月30日，魏寿昆院士与世长辞。从兴业救国到投身理论研究，他以祖国的需要为己任，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之路；从抗战时期坎坷迁徙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艰难创业，为中国培养了四五代冶金人才。

他既是提灯人，也是“筑桥者”，引领着一代代冶金人才投身钢铁事业。

   “穷且益坚”

1907年，魏寿昆出生于天津一个商人家庭，此时的魏家衰落已久，生活拮据。父亲因生病丧失工作能力，仅靠祖父一人的微薄工资供养十几口人。作为祖父的长孙、父亲的长子，魏寿昆自小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被寄予了振兴门楣的期望，他被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读私塾、学买卖、当老板，本该延续祖辈从商之路的魏寿昆，却另有想法。当他把“弃商就学”的志向诚恳地告诉家人时，得到了祖父和叔叔的支持。

为了省钱，他就读于离家最近的育德庵小学。小学毕业后，在天津多所知名中学中，他选择了学杂费便宜、离家更近的铃铛阁官立中学。

魏寿昆在中学第一年就参加了反对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反对“二十一条”等的游行斗争。他很清楚地知道：“欲使国家富强，必须振兴工业，走科学救国之路。解决我家的经济困难，也需要进一步学习更多的知识，以期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在学习上发愤图强，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进行两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学习。

家贫是魏寿昆选择北洋大学的主要原因，他说：“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穷的学校，宿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建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困的同学比较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式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北洋大学以“实事求是”的校训治校，学风以严格著称，是国内最早开设矿冶学科的高等院校。自建校以来，多聘请美籍教授授课，师生之间接触并不多。新任校长刘仙洲主政后，大胆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代替美国人，其中包括石志仁、侯德榜、何杰、茅以升、张含英等科学家。

在师资力量雄厚、课程门类丰富、实验设施领先的矿冶工程系，魏寿昆苦读四载。1929年夏，他以本科4年平均分94.25分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这个成绩成为北洋大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分数，由此获得了“北洋才子”的美誉。

大学毕业后，魏寿昆希望出国深造，他时时关注公费留学的消息，最终等来了机会，并考取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材料工艺科学系化学专业。1932年，他转入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色染及纺织研究所，跟随柯尼希教授研究纺织色染。在国外上学的日子里，魏寿昆惜时如金，像海绵一样汲取着知识。

1935年，魏寿昆以极优的成绩博士毕业。但此时他仍感志在冶金，希望在冶金领域继续深造，以便回国后投入工业兴国之中。于是，他自费进入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研究所，开展为期一年的冶金专业实习与课题研究，为回国从事冶金实业或教育工作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魏寿昆尽管家境不好，但仍能坚持向学。在目睹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残酷现状后，他怀揣振兴工业、科学救国的志向远渡重洋，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和原理方法带回中国。

2006年，有媒体采访魏寿昆学习冶金的原因时，他说：“中国地大物博，钢铁少，国外钢铁多，祖国需要钢铁。”言辞简洁却振聋发聩。

   师者如兰

在一生所获得的诸多头衔中，“教师”是魏寿昆最为钟爱的一个。

从德国留学归来，魏寿昆任北洋工学院（1928年北洋大学改名为北洋工学院）化学及冶金系教授，开始招收研究生并讲授“耐火材料”和“电冶金”两门课程。

尽管刚开始讲课，但魏寿昆善于吸收与思考，教学方法独到，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与喜爱。在铃铛阁官立中学时，讲授分子化学课的福乐尔教授采用的演示教学法，让魏寿昆见识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的重要性。当他发现学生对耐火度的概念理解不深时，就安排全班同学到天津一个小耐火厂参观，通过现场演示，让大家对这个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洋工学院被迫西迁，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学校于西安共同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辗转至汉中城固，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国民政府命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成西北工学院，魏寿昆任矿冶研究所主任，负责讲授“钢铁冶金”“普通金属冶金”等6门课程，得到了领导和老教授们的普遍认可。

1939年，结束在城固的课程后，他与部分教师南下赴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任矿冶科及化工科主任，讲授“普通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5门课程。一年后，为协助水利学家、教育家李书田办学，魏寿昆赴贵州农工学院任矿冶系主任。1942年夏，魏寿昆到重庆矿冶所任职，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其间他应邀担任重庆大学兼职教授，讲授3门课程。教学与科研填满了他的休息日，他却乐在其中。

在重庆大学任教时，细心的魏寿昆发现，由于教授授课的习惯不同，冶金名词的英译中版本很多。为避免学生混淆，他与众位教授商讨规范统一冶金名词译名，并完成了冶金教材的“本土化”，后被广泛采用。

9年奔波，尽管面临着政局不稳、多次迁居、教学任务重、教学条件差等重重困难，魏寿昆仍然在教学上投入了很大精力。让学生学到知识并顺利毕业是他最大的心愿。

他回忆这段漂泊的日子时说：“山河破碎，报国无门。不少时间情绪波动频繁……但经常以做好本职工作要求自己，以为祖国培养英才为己任。9年工作幸无陨越。”

抗战胜利后，思乡心切的魏寿昆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天津，身兼北洋大学采矿系、冶金系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着手重建矿冶系。其间，他多方引进人才、自编教材。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魏寿昆任副教务长。

1952年院系调整，魏寿昆带领天津大学部分教职工到北京参与北京钢铁学院（以下简称钢院）筹建工作。新中国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成立之际，魏寿昆终于稳定下来，扎根于此，开始了后半生的教学科研工作。

钢院建校初期，主要仿照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设置专业和系别，但在制定教学大纲时，为了适配当时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魏寿昆在两三年内进行了四次修订，完成了最终版《钢铁冶金教学大纲》。这一大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适合中国国情、较为完善的冶金教学大纲，为其他冶金类专业制定、修订教学大纲起到示范作用。

由于冶金学科的实践性特点，魏寿昆常常带领学生到冶金厂矿现场考察，掌握一手资料。魏寿昆主张因材施教，讲课深入浅出，让学生容易听懂。

自1930年大学毕业在北洋大学做助教起，魏寿昆从教80多年，课堂授课46年，先后在北洋大学、西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钢院等10所大学任教，共主讲过28门课程。

对待学生，魏寿昆一视同仁，无论他们的门第或天资如何。他的学生中，既有周国治、殷瑞钰等一批贡献卓著的院士，也有段淑贞、乔芝郁等各大高校冶金系的开拓者；有活跃于工业建设的官员、企业家，更有日复一日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

在他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冶金人将我国的钢铁科技事业不断推上新的高峰，正如他的学生在他百年华诞时献上的贺词——“试问天下名冶师，几人不出先生门”。魏寿昆是冶金领域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筑桥者”

魏寿昆是“冶金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专著《冶金过程热力学》与《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是该学科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冶金技术落后，冶金研究主要面向解决实际问题，如办工厂、搞工程、开矿炼厂、兴学救国等，对冶金理论的研究寥寥无几。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魏寿昆关注冶金过程理论的发展动态，并较早地开展研究。他思考的结论是将化学热力学原理与冶金反应结合起来，使得错综复杂的冶金问题还原为方程式，并成功指导了生产实践。

20世纪50年代，“活度”成为国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然而那时国内冶金工作者对于活度理论及其应用仍感到困惑。魏寿昆收集国内外资料进行研究，随后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对活度应用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阐释。他从理论上论证了活度计算的两种标准，解决了炉渣计算等冶金生产工艺的一系列问题。1964年，他出版了活度研究著作《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

1957年，钢院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冶金物理化学专业，魏寿昆是主要筹建人之一。《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一书成为冶金物理化学学科的重要教材，学生们正是通过这本著作了解到国际前沿研究。

从1964年开始，魏寿昆把高温反应活度理论应用于铁和钢冶炼中的脱硫问题中，他提出的高炉型渣硫分配比公式一直为国内外冶金工作者所使用，得到一致好评。

20世纪60年代，魏寿昆开始关注冶金反应过程中的氧化、还原顺序问题。1964年，他着手研究磷、碳、铁元素的氧化顺序，并在70年代的两次报告中提出“最低还原温度”和“氧化转化温度”概念。同时，他将选择性氧化理论应用于国内多金属矿有用元素的分离，比如指导上海第三钢铁厂解决冶炼不锈钢工艺的脱碳保铬问题，提出上海第一钢铁厂的摇包中铁水脱铬保碳最佳工艺条件等。

通过生产实践，他进一步完善了选择性氧化理论，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了研究成果。1988年，魏寿昆撰写的Selective　Oxidation　of　Elements　in　Metal　Melt　and　Their　Multireaction　Equilibria（《金属熔体中元素的选择性氧化及多相反应平衡》）一文发表于德国出版的Steel　Research（《钢研究》）期刊，　为多金属多反应的提取工艺奠定了概括性的、可实际应用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应用物理化学解决实际问题非常迫切，但另一方面又遇到不少人在解决冶金实际问题时，苦于不知如何运用物理化学这一得力的理论工具……作者愿为物理化学工作者和冶金工作者搭筑桥梁，使达到相互促进。”1980年，魏寿昆在他的重要专著《冶金过程热力学》“前言”中这样写道。

《冶金过程热力学》一书凝聚了魏寿昆此前研究的精华，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贡献之一，被日本冶金学家后藤和弘等国际著名学者誉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一部冶金热力学著作”。

为物理化学和冶金学“筑桥”，为理论和实际应用“搭界”，是魏寿昆为之奋斗大半生的事业。

   苟日新，日日新

2004年，97岁的魏寿昆写下人生感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的短暂一生能学到的知识，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周恩来总理教导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想跟上时代，必须与时俱进，天天学习新知识。”

魏寿昆精通英、德、俄等多门语言，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经验。面对国外发展较快的领域，他不是选择跟随，而是进行创造性研究。对于尚未发掘的课题，他善于抢占先机，迎来一个又一个科研新高峰。

1970年，魏寿昆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学校，他没有闲下来，仍然每天清晨准时到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潜心研究国外冶金科学技术发展动态。

1972—1973年，他编写出《钢液直接快速定氧的固体电解质电池》及《浓差电池快速直接定氧法》两份资料，奠定了国内钢铁界普遍使用该技术的基础。他利用固体电解质电池定氧原理，开展热力学参数的测定工作，这一技术使得我国固体电解质电池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一次学术讲座中，他说：“科学研究一定要善于抓住一项新技术出现的苗头。固体电解质电池定氧技术在国外刚刚开始研究，这就为我们迎头赶上提供了先机。”

魏寿昆认为好的导师应当有谦逊的态度，向同行学习甚至向学生学习。他曾说：“教师永远都不要停止学习，要不断进步。”在钢院为教师开设的数学进修班上，已是泰斗级学者的魏寿昆坚持上课，认真做笔记。他谦虚好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年轻教师，营造出了老中青少“四世同堂”的良好学习氛围。

在研究生的培养中，他秉持“无独立创新内容的论文不能称为博士论文”的观点，强调博士生应开拓思路，多做创新。

在与学生段淑贞教授共同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时，为了带好这名研究生，他将段淑贞推荐的两本厚厚的全英文专著认真通读，并就书内的公式推导等问题与学生讨论。尽管他对电化学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很清楚，但80多岁的他还是认真学习，同时为指导学生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做正派的人

在私塾读书的第一课，年少的魏寿昆读到《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认为，应当讲仁义而非利益，如果从上到下都追逐私利，国家便危险了。尽管不能完全理解全部章句的意思，但他把这些话记在心中。

上中学后，魏寿昆在历史书上读到朝代更迭、政权兴替，从中了解到“上下交征利”的更多含义。他想，如果大家都贪图个人利益，一定会勾心斗角。从此，他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牢记于心，“做正派的人”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魏寿昆在学术上求真务实、光明磊落，且言传身教，不容学生走偏。一次，有位研究生将论文送给他审阅。魏寿昆发现，其中的曲线似乎经过了精心处理。于是他重新计算并绘图，得到的曲线与文中存在几处差别。原来这位学生将曲线中“不理想”的实验数据删除，使曲线符合导师的要求，这也是研究生中“流行的做法”。

魏寿昆教导学生说：“科学研究贵在诚实、严谨，要有一丝不苟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随意增删数据无益于社会又损害自己。”

他反对科学研究急功近利、浮夸造假。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文多投、以量取胜、提前发表等现象，魏寿昆曾撰文批评，态度鲜明地反对这种不正学风。对于学术造假现象，魏寿昆曾说：“学问上我们宁愿少做，但绝对不能造假。这是一个科学家做学问的基本原则；不仅是做学问，我们做什么事都应该坚持这个原则。”

“君子矜而不争”是魏寿昆为人处世的另一个原则。因是多所学校院系合并，钢院建校初期，来自北洋大学的教师中关于领导班子安排不合理的传言有很多。作为教务长，同是北洋大学出身的魏寿昆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我是北洋来的，我认为没有你们说的那种事，几所学校合并在一起，应相互尊重、互相取长补短，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此后，这类不利于团结的话没再出现。

课题获奖的奖金，魏寿昆从不问具体数额，给他多少就拿多少，还想方设法让学生多拿。

尽管在高温活度理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仍谦虚地说，我国高温活度研究的开拓者是邹元爔、陈新民、李公达等科学家。正是这样不争浮名、不慕虚荣的态度，让他在顺境与逆境中都能淡然处之，宠辱不惊。

1994年4月，魏寿昆在回答《院士心迹》问卷中，再一次提到“做正派的人”的理念。

问：“您最钦佩的人？”答：“学风正派的人。”问：“您最不愿意做的事？”答：“违背良心、丧失道德的事。”问：“您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第一本是什么？哪本书对您影响最大？”答：“最初读私塾，读过《孟子》，其中‘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很有影响。”

《魏寿昆传》一书的作者吴石忠曾说：“魏寿昆不好名，不好名的人即使得到了盛名，仍以平常之心守道不渝，自强不息。有时在他人看来，他们依然平常，并无特别之处，然而‘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魏先生也是如此。真要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得到。我想，这是魏寿昆最值得后辈学习和继承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