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迈入88岁门槛的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决定告别哔哩哔哩（B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珍惜跟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友谊，我忘不了大家的热情。”

170多万粉丝，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播放量，刷满屏幕的叫好喝彩……汪品先说放弃就放弃了。

“我希望在最精彩的时候停下来，这是我的人生哲学”。汪品先说。

此前，汪品先在82岁的时候曾乘坐“深海勇士”号在南海3次下潜，对此，他对《中国科学报》表示，“我想批评现在那些不到一线去的科学家。”“做科学不到一线去，这个习惯非常坏。”

汪品先　受访者供图（下同）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记者与汪品先的对话：

告别B站，回归科学

《中国科学报》：您入驻B站出镜做科普已经2年多了，平时会看大家发的弹幕和评论吗？对哪条内容印象最深？

汪品先：

我看得非常少，很难得才会去扫一眼。

有几次，大片大片的“爷爷”“爷爷好”，这确实让我很感动，很感动。作为教师，给他最大的回报就是学生的成长和反应。

《中国科学报》：您告别B站，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汪品先：

我有“更重要的事”。几十年来，我把深海科学做起来了，但逐渐发现，不与整个地球科学结合起来，就是自娱自乐。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现在需要把它综合起来。特别是深海和陆地，地球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把深海研究加进去，整个地球科学都要重新考虑。

接下来的两年，我希望推动深海研究与整个地球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中国科学报》：前几年，您曾说85岁之后要在科学上刹车，似乎没刹住？

汪品先：

前几年我的重心放在了科学与文化上，2021年在同济大学给学生开了公选课《科学与文化》，后来出版社将课程录音整理成书出版。

之所以开这门课，是我在活了那么多年后，感觉到科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文化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部分。

后来就想写两本书，一本是从文化角度看科学，2022年出版了《科坛趣话》，这本相对好写一点。另一本是从科学角度看文化，很难，写不下来。一个原因是我的文化功底、古文功底不够，对于西方文化了解得少，这样就很难去写。如果我活得长，我希望再去做这个事儿；另一个原因是红线太多。

于是，我重新计划，假如我活到90岁，这5年干什么事儿。前2年已经过去了，是科学与文化和科普工作，接下来的2年我会回到科学上去。

我还留1年空档，这话我不敢往下讲了，就看看形势我究竟搞什么，往下面我不说了。

年龄意味着什么

《中国科学报》：您的时间规划一直是如此清晰吗？

汪品先：

现在我早上7：30到办公室，晚上9：30回去，一周7天。几年前生了一次病，回去得比较早了，之前到晚上12点多回去。

什么我都可以很慷慨，钱我也不在乎，但唯独在时间上我很小气，因为我没有。

《中国科学报》：您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

汪品先：

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都对我很好，为什么不多做一点事情？到现在才知道，年轻时有很多做法是不对的，老了才知道怎么才是对的。

《中国科学报》：您似乎并不在意年龄，怪不得大家叫您“老顽童”。您此前在82岁的时候还曾乘坐“深海勇士”号在南海3次下潜，这令人惊叹，当时为什么坚持下潜？

汪品先：

这个很简单，我研究深海却没见识过深海，多难受。“蛟龙”号下潜的时候我就非常想去，但没去成。到了“深海勇士”号，有了机会，这太好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批评现在那些不到一线去的科学家。我领头“南海深部计划”时，有些人获得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经费，我问他“出海你怎么不去？”

他说，“我去了，就占了学生的位置。”

我说，“你这是人话吗？”四五十岁、年纪轻轻，当了教授就不出海了。

早年间胡适就曾批评“我们的士大夫都是宽衣大袖，不动手了。”做科学不到一线去，这个习惯非常坏。

我也懂得，批评人家100次，不如我自己做一次。之后再说“身体不好”什么的，我就说“你瞧着办”。

所以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的，真正下去了，一点困难也没有。

后来船长跟我说“下次去马里亚纳海沟你再来！”

汪品先乘坐“深海勇士”号在南海下潜

“两头在外，不算好汉”

《中国科学报》：您曾说自己“有点分量”的工作，都是在评上院士以后，60岁以后做的，还开玩笑说自己是“院士后”，可60岁已经是常人退休的年龄了。

汪品先：

我对现在的退休年龄是有意见的。对于体力劳动的人，60岁退休比较合适，但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很多科学家，到了60岁，他才懂得科学该怎么搞，这时却让他回家去了。

我认识一位老师，退了休之后，在科研上仍然很有想法，但他只能把想法告诉给自己的学生，由学生去申请，他来给学生“打工”。

所以我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时候，有一年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议，设立一个“夕阳基金”，　退休的科学家可以申请小额基金，把他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可惜这项建议没有实现。

《中国科学报》：我们提倡“给年轻人机会”，60岁之后如果仍然在岗，会不会挤占了后来人的资源和机会？

汪品先：

我觉得要厘清两码事，一个是对资源的占领，或者是对领导权的占领，另一个是科学研究。

我一二十年前就不再招生了，是因为当时我发现，如果招生，我的学生、和我学生的学生就会有问题。婆婆跟媳妇一起生孩子，不免有问题，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干。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既然是别人在当家，我们就不要说三道四，不要去挤占别人的位置和资源。

但自己的科学研究是可以继续做的。应当让退休的老师把那些没做完的课题、项目继续做完，还可以尽量给这些老师留一个办公室或者留张桌子。

《中国科学报》：您对年轻学者有哪些建议？

汪品先：

我们不要觉得，在国外期刊发一篇文章就很高兴了。如果自己没有新思想，那还是“外包工”，外国人出的题目，你买了外国仪器，做完了以后在外国期刊发表。

两头在外，不算好汉。

我们要做自己的研究，引领性的研究，这个不是容易的。像我现在这样，只能提出问题了，希望能够吸引后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