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

“等离子体动力学理论”讲义。

于敏写给堂弟于确的信。

于敏书桌上的台历。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供图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先生逝世，至今已是5周年。

人们常说“睹物思人”，物往往是事件、情感、思想的承载。近期，“于敏采集”课题小组收集到一些关于于敏先生的“小物件”。在这些可触摸到的物品里，那位被人们仰望的“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宁静致远”的先生，变得形象、具体、可感。

讲义

3本50年前的手抄蜡刻版讲义，发黄的纸张在岁月的风蚀中变得又薄又脆，让人在翻页时不由得小心翼翼。

物件的主人是83岁的北京九所（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赖东显。他一边轻抚讲义，一边说道：“这可是我的宝贝——当年老于给我们上课的讲义，是‘纯手工’制作的。”

赖东显说的“老于”就是于敏。当年，在于敏所在单位北京九所，称呼领导都不带职务，而是以“老”字开头，称邓稼先为“老邓”、周光召为“老周”、黄祖洽为“老黄”。

3本讲义，记录着“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以下简称ICF）项目创立的最初历史，记录着它的创立者于敏坚定而又略显沉重的步伐。

ICF是世界性的科学研究课题，2021年美国宣布世界首次激光核聚变点火成功，这项成果入选当年年度四大科学突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于敏就提出了ICF的概念，他敏锐地意识到，ICF对我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研究课题。

“在ICF项目创立过程中，老于既是司令员，又是参谋长。”于敏的同事、好友陈雅深这样评价。1972年，于敏在北京九所着手开展ICF研究工作，当时却没有一支相关的科研人才队伍。

“对我们九所人来说，虽然在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中学了不少知识，但研究ICF所需的基础课——等离子物理，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学过。”赖东显说，“所以，老于就得从培养人才队伍开始。”

培养人才的第一步，就是给大家上基础课。

在氢弹原理攻关的主要场所——北京花园路3号院14号楼的一间办公室里，30多名听课者挤满了屋子。屋里摆了两块黑板。于敏给大家上“等离子体动力学”课程，这是研究ICF最基础的课。

“老于讲课，没有专门的讲义本，通常是带着几张纸。他拿着一支粉笔，在黑板前边讲边写。”让赖东显印象深刻的是，再长的公式于敏都能一气呵成写下来，不需要看讲义。那些公式很长，一个公式可以写满一块黑板。公式也不仅仅是公式，于敏更强调的是公式后的物理图像。

“课上得这么流畅，你可以想象，他背后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赖东显说，“只要记录下他的讲课内容，就是很好的讲义。”

听过于敏课的人，通常会用“真享受”来形容听课感受。于敏讲课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一环扣一环，让听课者有“任督二脉”被打通的豁然通透感。

于敏在黑板前讲课，年轻的同事在下面边听边记。同事李泽清的笔记记得又快又好，每上完一次课，同事于仁负责拿李泽清的笔记进行蜡刻，油印好后发给大家。按照一周两次课进行，大约半年后，大家上完了最经典的“等离子体动力学”。蜡刻的讲义整整3本，每个人自己手工装订。赖东显说，保留下来的这3本讲义，犹如他的“传家宝”。

1972年开启的系统教学，整整持续了两年半。至1974年下半年，于敏指导、教授了两门基础课，以及4门通往具体科研工作的引领课。

“上完这些课，我们就可以做研究了。”赖东显自豪地说。

回忆起这段时光，91岁的陈雅深则用一种豪迈的语气说：“这样的人才培养是空前绝后的。老于以一己之力，在九所办了一个大研究生班。你想想，培养一名研究生不就需要两三年吗？”

顿了顿，老人又想起了重要的事：“别忘了，老于当时是我们核武器研究的主要攻坚负责人，他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做，还能够抽出这么多时间上课，真是难以想象！”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死而后已……”在于敏晚年留下的影像中，他拄着拐杖，声音苍老得有些虚弱——为祖国核武器事业，他用尽了全身力气。

对于熟悉他的同事来说，“鞠躬尽力”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具体的画面。除了原子弹研制外，在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于敏都是组织者、领导者，而他又把自己当作最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始终和同事奋战在第一线。

信

信是于敏写给堂弟于确的。写信的日期是1999年10月28日。一个多月前，1999年9月18日，国家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工作者。按姓氏笔画，于敏排在首位，并作为代表发言。

氢弹研制的幕后英雄，在氢弹成功爆炸32年后，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对于敏的家人来说，这让他们很惊讶——只知道他的工作有保密性质，却不知道是与氢弹相关且是如此核心的工作。

获表彰后，于敏老家天津芦台的堂弟于确给他写来了祝贺信，并表示家乡人都以他为荣。没想到，回信中，堂哥于敏却写道：“我是其中一员，做了一定工作，是23位代表之一。至于第一个领奖，只是按姓氏笔画为序，并无什么意义。”

这封信的主人于确已经不在了，我们无法了解背后更多的故事。但于敏当年的老同事、今年91岁的黄光安印证了这一说法。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到于敏获表彰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电话那头的于敏却平静地回复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

“老于就是这么谦虚的一个人啊！”黄光安感慨道。

在任何场合，于敏都强调自己只是“核武器事业中的代表”。曾经有记者称他是“氢弹之父”，他断然拒绝这样的称呼：“一个人的父亲只有一个，‘氢弹之父’这样特指的称呼，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今后事业的发展……核武器是一个集科学、工程、技术于一体的大系统工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成果。”

台历

在它的主人走后的5年时间里，屋内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卧室兼具书房的功能，屋子一角摆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摆放着一本北京大学赠送的台历，并不起眼儿。台历上写的字，却分外醒目。这是10多年前的一本台历。台历翻页在2012年8月，在8月8日这一格上，写着“玉芹去世”。

玉芹，即孙玉芹，是于敏的妻子。台历上这简单的4个字，采用不带感情色彩的“记事体”，背后却不知隐藏了多少悲伤。

于敏的妻子是猝然离去的。那日，于敏目送儿女们带着他们的母亲去医院，再听到消息时，妻子已经离去了。也许这一页，对于敏来说，是无法翻过去的一页。

“你们妈妈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家。”在妻子去世后，于敏不时地跟孩子们嘟囔，也许更是自语。

母亲离世后，儿子于辛几次把摆放在外的母亲相片，以及合影里有母亲的相片都收起来。他不想让父亲睹物思人过于悲伤。但他发现，这些照片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父亲的抽屉里、床头边。闲暇之时，父亲总在翻看。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父亲是在思念母亲中度过的。”于辛说，“如果说父亲有什么后悔的事，那就是对我的母亲，他觉得做得太少了。”

儿女们理解父亲的心情。50多年来，母亲一直默默站在父亲身后。她替父亲操持于家大家庭的生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月定期从丈夫18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寄回老家。她包揽了小家中的所有事情。女儿于元说，小时候，她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别人家换煤气罐都是爸爸，“我们家都是我妈和我”。

孙玉芹一生都围绕着家庭，起先是孩子们，等儿女们大一些时，又围绕着丈夫。

于敏胃不好，每天中午，他都回单位附近的家里吃妻子做的那碗面。妻子总是掐着点，让他一进门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面条。有时开会时间长，过了饭点，单位留有备餐，但于敏还是赶回家里吃饭。妻子这时会嗔怪道：“你在单位吃一口多好，胃本来就不好，这么饿了更不好。再说咱家里的饭哪儿有那么好吃呀！”　每每此时，于敏都会说：“哪里呀，我觉得还是吃你做的饭最舒服。”

因为要给丈夫备上可口的一日三餐，孙玉芹很少出门。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是杭州之旅。年过六旬的于敏带着妻子在杭州住了数日，这是难得的一次休闲之旅，孙玉芹对杭州的风光念念不忘。于敏看妻子喜欢，答应以后再去一次杭州。但后来，每想到自己出行会给当地带来麻烦，便一拖再拖，终未成行。

“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向来内敛的于敏，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妻子的无限思念，　“我第一个亏欠的是我的爱人，她照顾了我55年，我觉得对不起她……经常睹物思情……”

台历一直放在桌上，在它的主人走后，儿女们依然按照之前的习惯放置，仿若他们的父亲和母亲都还在一样。

物件不语，但在时光里泛着色泽，它们无声叙说着于敏的大写人生——“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