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洋 张东杰 汤淼

　　在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最烦琐、最困难的，或许莫过于院士学年时期的资料采集。因为老院士们多已年过八旬，他们的学年时代往往正是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社会大环境的动荡令得历史资料的留存相对较难。而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对于一个人学习习惯的养成、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阶段。经福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花费了很多心思与时间，采集院士学年时代资料，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心得，与各位“采迷”分享。

　　经福谦院士求学经历异常坎坷。小学三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他在逃难中仍坚持上学，几度辍学、失学、复学，辗转于四所小学、四所初中、三所高中、三所大学方才完成学业。这些七八十年前的学校，历经硝烟战火、岁月变迁，是否仍存在尚不确定，更何况要采集学校信息和当年一个学生的成长历程！而且经先生已经辞世，其子女、同事、学生对其学年时期几乎一无所知。思之甚觉艰难。

　　然“智勇双全”的采集小组成员们誓要迎难而上。小组成员们首先将希望寄托于经先生的家人身上。先想方设法采访了经先生唯一的妹妹经贞谦，遗憾的是八十余岁高龄的经阿姨对多年前的事情已然记忆不清，而且她与经先生共同学习的经历极少，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

　　此路不通，那就另辟道路。针对学校情况搜集和寻访知情人这两方面，采集小组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措施。

　　首先，针对学校情况的采集，采集小组采取了五步走的方式。

　　步骤一：查人事档案。档案是较为真实全面的资料，其中不仅有经先生的履历，还有他亲笔写的自传。通过一页页仔细阅读，我们标注出其中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了他就读的学校的名称和时间。获取这些信息后，进行细致的梳理，按小、初、高中阶段绘制求学经历一览图、家世背景一览图、关键同学一览图。对经先生早期经历建立起初步框架后，进一步筛选出其中可能对经先生少年时期学习习惯养成具有较为重要作用的学校，重点进行采集。

　　步骤二：求助于网络。根据经先生档案所查到的学校名称及就读时间，先在网络上进行搜索。有些学校虽经过多年的变迁并几易其名，但现今仍有迹可循，就能够在其校史介绍中查找到端倪。但有些学校根据名称无法查到，初步估计可能已经毁于战火或停办，就输入当时的校址，查找到现今在该校址处的学校，并进一步通过网络查询或电话咨询现存学校与当年的学校之间的关系。

　　步骤三：故纸堆里淘金。充分利用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等网站，购买关于那些学校的旧书。有时寻遍网络书店也不一定有所需要的资料，此时切不能轻易放弃，可以积极和店主进行沟通，委托他们代为寻找。店主们往往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源，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找到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对早在1949年就已停办的江苏学院，购买到了《江苏学院校友通讯》《江苏学院旅台校友通讯特刊》《徐州文史资料》等，大大弥补了那段历史的空白。

　　步骤四：档案馆里深挖细究。在档案馆里查找的对象，主要是学校历史和社会背景两个大方面，同时也是对其他途径获取资料的验证。例如，为了查找经先生在个人履历中所写的“1939年在重庆临江门小学学习”，在前期查询无果的情况下，小组成员赴渝中区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对民国时期的相关学校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探查并获得了相关线索。

　　为了掌握当时更确实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相关资料，同时考虑到经先生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档案馆里可能存有相关资料，采集小组赴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档案馆等。经过抽丝剥茧般地仔细翻查，收集到了经福谦许多重要的档案资料，包括民国时期户籍卡、中学时期成绩单、大学时期学籍资料等，收获颇丰。这些档案资料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前期资料中的谬误，例如在档案馆里查找到的一份转学证书则证实了经先生曾在“宗文中学”就读，而不是根据前期资料和访谈中所知悉的“崇文中学”。

　　步骤五：赴学校实地采集。根据上述方法，掌握了较为充分信息的基础上，需制定到学校进行实地采集的计划。计划中必须明确：出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应于院士哪一段学年时期，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重点期望获取哪些方面的资料。根据这些，有的放矢进行实地采集。出行前应提前与学校档案馆或校史办取得联系并表明采集的目的，以获取学校的大力支持。有了他们的提前安排与帮助，能够提高资料查找的针对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从学校的档案中，可以获得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可以直接获得所需查找的院士的学籍资料等。

　　通过上述方法，能够查到关于学校背景、学风、课程设置、学生情况等较为翔实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往往缺乏具体反映当时学习生活情况的生动细节，因此，寻找知情人必不可少。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数十年前与经先生同期读书的同学，真可谓大海捞针。采集小组亦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最可靠的途径仍是从院士的人事档案入手。在档案中有一些学校证明材料，有相应时期同学的签名；根据姓名，先到网络上“捞针”，其中有些人物已经成为某些领域中的佼佼者，可以轻易查到其履历，再与人事档案中所提供的信息（如姓名、学校、就读时间等）进行对照，如均符合，便可确认该人为院士的同学；接下来，便可根据网络上提供的该人现今工作单位，查询到他的联系方式。

　　另一途径则是查阅所购买的学校校史资料，有些校史内附有校友录，包含了当时学生的就读时间、系别、姓名、现工作单位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根据经先生的就读情况，可对应查找其同学的信息。获得这些资料之后，也可通过网络查询、电话咨询等方式获得该人的联系方式。

　　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赴学校，请他们提供知情人线索。例如，在采集经先生在江苏学院就读的信息时，该学校已于1949年停办，采集小组找到了在徐州江苏学院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徐州三中，向校办负责人表明了需求后，校方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一位90余岁高龄的离休干部李老先生曾经在江苏学院上学。在采访李老先生的过程中发现他竟然是经先生的同班同学，获得了很多他们当时学习生活的口述资料，同时还得到了李老先生珍藏的《江苏学院校史》及学校提供的台湾版的《江苏学院四十年》，非常具有采集价值。

　　同时，“知情人”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院士的同班同学，可以延展到在同一学校同期或近期上学的人员，他们可以提供学校教学的风格、老师特点等资料。例如在南京大学采集时，获得了《南大物理系百年》文档，对南大物理系的发展及时代背景、教育特点等有所了解后，又进一步联系该文档的作者，并通过他的推荐采访了比经先生早一届、毕业于南大物理系的翟老先生，获得了很多珍贵而鲜活的历史资料。

　　在采集过程中，小组成员们北上南下，奔波数千公里，赴十余省市深入挖掘。回首望去，在这一过程中，小组成员们“不抛弃每一条线索，不放弃每一次可能”的精神自始至终贯穿在采集过程中——哪怕一丝微小的线索，也要抽丝剥茧找出背后的故事；只要有一点可能性，就要穷追猛打、锲而不舍。唯有此，方能挖掘历史真相，还原院士生平；唯有此，方能在百折千回中领略史实的魅力，汲取精神之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