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57年的崔鹏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与水土保持方面的研究。出国深造时,面对更好的生活科研条件,他毅然回国,回到泥石流研究的第一线。他先后主持和承担20余项国家项目并多次获奖,发表论文260余篇,负责或参加撰写编纂专著、论文集9部。
当时,东川站经费欠缺,科研仪器坏了都无法修理,崔鹏将自己的科研经费弥补到站上,开展与国外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得美国、日本、奥地利等国的研究人员共同观测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成果。
东川观测站所在的小江流域,3000多平方千米的面积内有100多条泥石流,泥石流活动频发,灾害多样,不少群众因痛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外迁。崔鹏着力研究减灾措施和工程防治措施,在国家项目支撑下,关注生态工程与岩土工程的集合,在东川乌龙乡进行示范,开展拦沙、泥石流控制等研究,创造出排导槽、消融槽等工程技术,不仅保护了当地公路、铁路等设施,还利用泥石流尾端的细颗粒与养料,对泥石流坡地进行改造利用,新增近5000亩土地,被誉为泥石流治理的“东川模式”,过去外迁的群众又搬了回来。
让科技为国家和人类发展服务,崔鹏将其贯穿在自己的全部学术研究生涯中。
在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救灾中,崔鹏都参与了次生山地灾害防治的科技攻关。芦山大地震,崔鹏的第一反应是震中地质条件复杂,加上雨季马上就要来临,诱发次生山地灾害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地处震中的宝兴县城,有两条泥石流沟直接危及县城的安全,他立即要求奔赴一线。当天下午,崔鹏就参与芦山地震灾情会商,并结合自己在973项目“中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连夜向四川省政府和中科院提交了芦山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研判的咨询建议。第二天一早,他便带领团队深入灾区开展地质隐患点排查。
崔鹏和成都山地所的科技救灾工作者克服余震、滚石和交通堵塞等不利条件,深入芦山地震灾区对灾害情况实地测量并评估,查明了次生山地灾害的主要类型和特征,为后续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常对年轻的科技人员说:“我们不一定能从废墟里救出多少人,但可以用科学的手段让更多的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如今,他的研究从注重减少灾害的损失到注重预防,从对灾害的单一治理到综合治理,从灾害救助转变为风险预防,在提升国家的防灾减灾能力的路上,不知疲倦的崔鹏又有了新方向。
(本报成都5月21日电 本报记者 李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