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戴松恩（1907-1987）

　　戴松恩，男，江苏常熟人。著名细胞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193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1951-1961年历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早期从事小麦育种、细胞遗传和抗赤霉病研究，参与选育中国第一批小麦优良品种（金大2905等），以及玉米、烟草、油菜育种等研究。1978年开始，在我国率先主持开展了小麦非整倍体的研究，为作物遗传育种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基础。毕生从事农业科研事业，为我国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作出杰出贡献。

　　戴松恩曾说：“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有心中装下祖国、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师从沈宗翰，立志作物遗传育种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农历1906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唐市镇（今沙家浜镇）一个贫苦的家庭。戴松恩家中没有田地，父亲在唐市镇倪新泰米行做推销员，但收入微薄，不足以供养全家人生活。年幼的戴松恩陪着母亲去集市上摆摊挣钱养家。直到1913年，7岁的戴松恩才得到亲友的推荐，免费进入唐市镇上的教会小学——东唐市初级小学就读。戴松恩非常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勤奋学习。1917年6月，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唐市初级小学毕业。9月，戴松恩升入东唐市高等小学继续学习。戴松恩的父亲由于常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于1917年冬天不幸患病离开人世，年仅36岁。父亲的离世，对一家人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戴松恩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全靠母亲摆摊来维持。然而，父亲的早逝，母亲的辛苦养家，并没有让戴松恩放弃学业，而是更加强化了他刻苦学习，掌握本领以养家的意志。据戴松恩回忆，“当时我觉得我的母亲太苦了，我应当用功读书，将来好负起家庭的负担，尤其到十二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更加强了我这种起（养）家思想。”

　　1920年6月，戴松恩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唐市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苏州晏成中学（今苏州市第三中学），并得到校方免费就读的奖励。戴松恩幼年曾目睹百姓患病难以得到救治的惨状，又亲身经历父亲因病早逝而带来的苦痛，使他从小萌发了学医济世的想法。为了以后能学医，戴松恩进入晏城中学后选读了理科。

　　1924年6月，戴松恩从苏州晏城中学毕业。由于成绩优秀，7月，戴松恩被学校领导分配到苏州教会所办的“新民社”，担任交际干事。1925年夏天，戴松恩在“新民社”工作一年后，觉得这种社会活动工作不适合自己，便想辞职去学医。但是，他打听到进入医科大学很难，不仅学费高昂，基本没有免费进医科大学学习的机会，而且需要学8年时间。正在戴松恩为难之际，他看到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在报纸上的招生简章，专修科一年就能毕业。这对于当时希望通过读书深造来改变家庭生活条件的戴松恩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友人的资助下，戴松恩凭借优异的中学成绩，于1925年免试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从此，他与农业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夏，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并留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担任沈宗翰教授的助理。戴松恩协助沈宗翰开展小麦、水稻遗传育种的田间试验，并负责处理英文信件和报告。在沈宗翰的指导下，戴松恩一边工作一边自学遗传学理论，逐渐发觉研究小麦遗传规律很有意义。他认识到“医学能治病救人，农业能解决人们吃饭穿衣的问题，同样是人生的重大需求。”便对作物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成为作物遗传育种专家。1928年夏，经老师推荐，戴松恩破格带薪进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大学二年级学习。课余时间，他继续参与沈宗翰教授主持的小麦遗传育种研究。

　　1931年6月，戴松恩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取得农学学士，荣获当时学校最高的“金钥匙奖”，并被选为“斐他斐”（Phi Tau Phi）荣誉学会会员。7月，戴松恩被留在金陵大学担任农学院助教，继续协助沈宗翰开展小麦育种试验工作。经过三年的半工半读，戴松恩不但系统地学习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理论知识，而且在沈宗翰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小麦遗传育种的试验，参与金大2905等中国最早一批小麦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完成了从事小麦育种的初步科研训练。这为他此后开展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奈尔大学深造，树立“科学救国”理想

　　1933年夏天，国立清华大学第一次从理、工、农、医等30多个专业中公开招考公费留美研究生，每个专业仅录取一名。戴松恩得到消息，喜出望外，马上报考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并从1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宝贵的公费留美机会。1934年1月，戴松恩从上海搭“威尔逊总统号”赴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跟随作物育种专家洛夫（H.H.Love）教授攻读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

　　戴松恩非常珍惜在康奈尔大学深造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他曾回忆，“我在美国的三年时间，全部精力贯注在细胞学、遗传学、植物病理学等学科的学习上，不跳舞，不打桥牌，很少看电影。”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和试验地里都留下了戴松恩专心攻读和辛勤耕耘的身影。在洛夫教授的指导下，他对来自中、俄、美三国的五个普通小麦开展杂交试验，对杂交后小麦的叶片、叶鞘、秆毛、小穗、外芒、内芒等性状进行研究，探究引起各种性状形态变化的遗传因子，阐明了小麦单性状遗传和性状间连锁遗传的规律，并以英文发表了 《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的博士论文（现存于康奈尔大学）。这种规模的小麦遗传研究，在当时国内农学界尚属首次。1936年冬，戴松恩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并凭借出色的成绩，被选为Sigma Xi荣誉学会会员。

　　为了借鉴当时美国各地农作物育种的先进经验，从1936年夏到1937年春，戴松恩还参观访问美国21个产谷州的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并重点关注了美国作物育种的试验区排列、杂交育种方法、抗病虫害试验、抗旱育种、小麦品质研究、细胞遗传研究等方面。回国后，戴松恩还撰写了《美国产谷州参观记》发表在1937年第4卷第20期的《农报》，详细论述了他在这次考察中的见闻，为当时我国农学界开展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美国留学期间，戴松恩亲身体验到当时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以及对弱国的欺侮。这让戴松恩深刻地体会到国家贫弱而遭受强国凌辱的痛苦，并认为“我有责任把贫穷落后的祖国振兴起来”，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戴松恩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导师主动提出请他留在美国工作，并承诺将他的妻儿都接到美国。然而，“为了建设祖国的作物遗传育种事业”，戴松恩毅然拒绝了导师的再三挽留。戴松恩坚定地认为，“搞农业离不开土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我那点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家乡父老、为更多人服务。”1937年2月，戴松恩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抗日战争爆发，坚持开展作物遗传育种

　　1937年3月，回国的戴松恩受聘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担任技正，负责小麦抗病育种和细胞遗传学研究。然而，戴松恩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日军侵略的炮声就在卢沟桥响起。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戴松恩不得不中断研究计划。战乱中，他辗转江苏北部、南京、芜湖、柳州、贵阳、荣昌、北碚等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保障战时粮食为重点，开展了小麦增产、烟草、玉米、油菜等育种研究和推广工作。

　　1937年8月，戴松恩被派往江苏北部推动小麦增产工作。他在苏北各县推广改良作物品种，并以贷款和贷种的方式督促各县县长积极展开工作。11月中旬，戴松恩因病回到南京。当时南京即将沦陷，戴松恩只能抛弃多年积累的资料和书籍，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去芜湖，辗转多地，于1938年2月到达位于贵州贵阳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烟草、油菜、玉米等品种改良工作。他对贵阳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贵阳地区适宜发展烟草种植。于是，他引进美国烟草品种，进行试种和改良。1940年，经过戴松恩三年努力选育出的改良烟草品种“佛卅黄金”在贵阳地区第一次开始种植。他还在当地示范推广了烟草育苗、移栽、管理、采收和烤烟技术。“佛卅黄金”的烟叶得到当时贵州烟草公司的采用，该品种在贵阳地区获得大规模推广，改变了当地不能大规模种植烟草的历史。戴松恩的烟草研究和推广工作，为贵阳地区烟草种植业和卷烟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油菜育种上，戴松恩培育出“罗甸一号”改良品种，在1940年和1941年的《农报》上分别发表了《菜籽人工自交影响研究之初步报告》和《菜籽育种方法之我见》两篇论文。在玉米育种研究中，戴松恩对当时大量引进美国玉米杂交种的问题进行了引种试验研究，指出美国双杂交玉米品种并不比当地品种好。在1939年的《农报》上发表《美国杂交玉米在我国的利用问题》，提出直接引种美国双杂交玉米品种并不能解决玉米增产问题，只有利用它们的自交系与中国玉米材料杂交，才能获得适用于中国的高产玉米品种。他还对玉米杂交品种推广的问题进行论述，在1941年的《农报》发表《抗建期中玉米杂交种之推广问题》。

　　戴松恩还对当时我国长江下游地区严重流行的小麦赤霉病进行了研究，他搜集了多种小麦品种开展了连续四年的抗病性鉴定试验。1940年，他在《农报》发表了《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中具有抗赤霉病的材料，并筛选出“云南牟定火麦”等高抗赤霉病品种，证明了选育小麦抗赤霉病品种的可能性，反驳了当时某些国外专家认为不能进行小麦抗赤霉病育种的观点。

　　1940年7月，戴松恩随中央农业实验所贵阳工作站迁移到四川荣昌。1941年10月，戴松恩在四川金堂的铭贤农工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兼垦殖系主任。1942年4月，戴松恩应邀到湖北恩施农业改进所担任所长，负责粮食增产工作。他以小麦和玉米增产为主，同时鼓励通过开垦荒地，扩大粮食生产面积。1940-1942年，粮食生产面积从288993市亩增长到749672市亩。另一方面，戴松恩大量利用农贷办理良种、肥料、农具、耕牛等，来提高粮食产量。戴松恩还注意发展鄂西的桐油、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湖北的三年中，戴松恩在人、财、物短缺，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带领湖北农业改进所的人员坚持开展水稻、小麦等作物改良与栽培试验、病虫害防治和药物研制、林木采集育苗与木材研究、兽疫血清制造等工作，不遗余力地推动湖北农业的发展。在他即将离开之际，还在思索湖北农业发展的未来，1944年3月，他在《新湖北日报》发表了《湖北农业改进之过去与将来》《告别湖北友人》，提出抗战胜利后，健全湖北基层农政机构、在湖北应分区域开展农业技术改良研究、湖北西部发展林业和畜牧业、注意鄂西的水土保持等有益的建议。戴松恩对战乱中湖北农业生产做出的贡献，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1944年 3月28日的《新湖北日报》刊登了《送戴松恩博士》一文，充分肯定了他为湖北农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1944年4月，戴松恩因痛恨会计的腐败而从湖北农业改进所辞职，离开恩施回到重庆。他原计划赴新疆迪化工作，后因飞机停航，新疆政局发生变化而放弃。6月，戴松恩回到重庆北碚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正兼麦作杂粮系主任，负责小麦改良和推广工作，期间开展了“中农483”的示范以及“中农28”的推广工作。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抗战中西迁的教育科研机构也开始逐步迁回原地。1946年6月25日—7月13日，戴松恩负责带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体员工及家属200余人乘坐木驳船由重庆驶往南京，途中虽然经历两次大危险，但都有惊无险，最终平安抵达南京。1947年2月28日，戴松恩被派往北平（今北京）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主持小麦、玉米、小米、甘薯、蔬菜、洋麻等作物品种改良、示范及推广工作。

　　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打响，北平被围。戴松恩收到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北平农事试验场“全部人员、设备及财产运往南京，决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命令。在重大抉择面前，戴松恩得到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的帮助和指导，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决心拒绝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留在北平，保护北平农事试验场的人员、财产、仪器设备和档案资料，为解放后迅速恢复新中国农业科学事业做好准备。

　　兢兢业业三十年，为新中国农业科研献身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戴松恩便急切地要求投身到新中国农业科学事业建设中去，当即会同城内北平农事试验场的工作人员向负责接管北平农林水系统的陈凤桐处长和工作组同志请示复员事宜。2月21日，戴松恩在北京参加了由军管会召集举行的第一次工作计划报告会议。戴松恩在会议上提出北平农业试验场当年将侧重农作物的防寒、防旱试验和良种推广等工作。1949年5月1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戴松恩被任命为副所长，主管科研组织和管理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亟待恢复和发展。戴松恩克服困难，兼顾科研和管理，迅速投入到恢复和发展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工作中。

　　1951年和1954年，戴松恩先后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积极为新中国农业科学事业建言献策，在《农业科学通讯》先后发表《纪念五一作物育种工作者应有的认识》《两年来华北农业科学的进展》《我对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运动的认识》《新中国五年来农业科学的主要成就》等文章，为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55年6月，戴松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4月，戴松恩参加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1956-1967）会议，并主持农业科技规划说明书的全部定稿工作。在规划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展我国农业和畜牧业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5月26日，戴松恩受邀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招待酒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希望他搞好小麦研究工作，总理嘱咐他“希望你多抓小麦研究工作，让人人都能吃到面粉。”戴松恩感受到总理对农业科研的重视，他曾写道，“在内心里感到无比温暖，又感到非常激动。当时我想一定要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才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关怀和鞭策。”6月14日，戴松恩与参加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1956-1967）会议的科学家一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邓小平、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更加激发了戴松恩为新中国农业发展献身的热情。

　　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戴松恩被任命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学组副组长。11月，戴松恩随同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赴前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访问。访苏期间，他就实施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与中苏合作项目等有关农业方面的重大问题与苏联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1958年3月，戴松恩从前苏联访问回国后，在《农业学报》发表了《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对“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荒地开发问题”等提出了建议，对指导当时我国农业发展及农业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60年12月，戴松恩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当选为第四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继续为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建言，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试论我国作物育种工作的发展问题》《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试论作物栽培的科学实验问题》等文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戴松恩被下放“五七”干校，但他依然坚持业务学习，做了大量读书笔记。1978年，戴松恩开始小麦非整倍体研究，成为我国率先开展这一研究的科学家。1980年1月，戴松恩在《农业科技通讯》发表了《为什么研究小麦非整倍体》。文章中介绍了小麦非整倍体的研究内容及取得的成果，认为小麦非整倍体研究可以更快地、有系统地弄清小麦各种性状的遗传规律及其染色体和近缘植物中染色体的部分同源关系，从而更有计划地选育出各种优良的小麦新品种。2月，他翻译出版了《普通小麦的非整倍体》。3月8日-12日，戴松恩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小麦非整倍体研究第一次座谈会”，提出了全国分工协作开展小麦非整倍体研究的设想。此后，戴松恩带领助手和研究生，不顾体弱多病，坚持参加实验室和田间研究。他首次提出，鉴于ph基因突变具有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的特性，可以直接将其用于品种间杂交，创造出更多优良变异。他还设法从美国引进相关小麦材料，在他的助手和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获得许多小麦优良变异类型，为细胞遗传学研究和小麦育种工作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证实了ph基因在小麦品种间杂交利用的可行性，提出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对当时及此后我国小麦遗传育种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后，戴松恩依然积极地为我国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心血。1978年，戴松恩率先向政协提交《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针对当时我国品种和良种繁育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提出迅速制定符合我国情况的《种子法》、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繁育推广等制度、重点建设一些良种仓库和良种轧花厂等建议。1981年8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围湖造田、后果严重，科技工作者对发展多种经营的建议》分析了造成我国的湖泊面积日益缩小原因，并提出了重视湖泊在生态平衡中的重要性、成立全国水利资源委员会等有益的建议。对于“文化大革命”后科研人才缺乏的问题，戴松恩积极倡导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为研究生院的创办付出了晚年大部分精力。198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在任职期间，戴松恩积极探索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招收在职研究生、筹备中国农业科学院英语培训班等工作，为我国农业科研培养了一批具有英语交流和科研能力的人才。

　　为了表彰他在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对我国农业科学所作出的贡献，1983年中国农学会向他颁发了“从事农业科研50周年表彰奖”，1985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从事科学工作50年荣誉奖”。1987年7月31日，戴松恩不幸因病逝世于北京。戴松恩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人正直诚恳，谦虚谨慎，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在科学研究上，他坚持实践出真知、实事求是、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在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上成果斐然。在培养学生上，他不顾体弱多病，和学生一起开展田间实验、以身作则、诲人不倦，有的学生已经成长为院士，为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培养了人才。在科研管理工作中，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谨奉公、不谋私利，为我国农业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戴松恩院士为我国农业科学鞠躬尽瘁、锐意进取，是我们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①戴松恩（左一）和陆平在北京中国农科院网室。

②1929年就读金陵大学时，戴松恩的标准照。

③1980年左右，戴松恩在试验田进行小麦杂交研究。

　　延伸阅读

　　回忆戴松恩先生对我们工作的鼓励与引导

　　■李振声

　　1951年7月，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成立，同年8月，我被分配到该馆工作。1952年9月实验馆改名“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室主任为冯兆林教授，他决定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全面合作，搬迁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时戴松恩先生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因此，我与他相识，但在业务工作上与他没有直接的联系。1956年我调入陕西杨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开始小麦远缘杂交研究。

　　1961年12月中国作物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在会上我作了“小麦—偃麦草杂种夭亡与不育问题的探讨—小麦与偃麦草杂交的研究（二）”学术报告，被时任《作物学报》主编的戴松恩先生选中，于1962年2月在《作物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这篇文章能在《作物学报》创刊号的第二篇位置发表是对我们小麦远缘杂交研究的肯定和鼓励，调动了课题组同志的工作积极性。

　　1978年起，戴松恩先生主持“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课题，翻译了E.R.Sears著《小麦非整倍体》，在正式发表前，我有幸获得了油印本，读后深受启发。因为这时，我和课题组同志已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研究20多年，虽然育成了小偃4、5、6号，但感到耗时太长，正在寻求缩短小麦远缘杂交育种时间的新途径。于是引进了“中国春单体系统”（21份），经过两年的实践，发现繁殖与保纯过程中，后代单株染色体计数工作量过大，难以直接应用于育种。不过，在掌握其基本原理与技术后，利用来自偃麦草的胚乳糊粉层的蓝色色素基因作为遗传标记，我们产生了建立新的“蓝粒单体小麦系统”的设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获得了蓝粒单体小麦系统，而且获得了自花结实的缺体小麦系统，并建立了缺体回交育种法，解决了缩短远缘杂交育种时间的问题。回顾上述过程，是戴先生的译文，对我们后续研究起了重要引导作用。我们非常感激他。（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