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从小就受到当时社会少年思潮的影响，在心里充满着矛盾和思虑。一方面是中国“地大物博”、“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民族自豪感，而另一方面是看到外滩公园门口挂的“华人与狗禁止入内”以及日寇侵华对苏州用飞机低飞扫射，而我国没有反击之力的种种事实；“为什么”与“怎么改变它”就成为占据我脑海的主要问题。为什么我国科技落后？为什么我们念的书里都是洋人的名字，洋人的学问？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到哪里去了？这使我从小形成喜欢自己思考的习惯。再加上身体不好，高中三年时间没有上学，自己在实践中学习知识，感到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知识对自己更加深刻有用。进入大学以后觉得学习很轻松，而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更增强了自己思考问题的信心。

　　解放后，看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提高革命理论，总结出“实践论”、“矛盾论”等伟大的理论著作，让我茅塞顿开。党中央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使我敢于思考勇于实践，使我一生六十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得益匪浅。

　　我参加祖国建设工作已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里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从大学毕业到我六十岁从半导体研究所所长行政岗位上退下来这三十六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我主要是按照国家建设计划的要求，跟踪国外半导体电子技术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早年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相继得了不少国家与部委级的奖励，并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二阶段是我从所长岗位退下来以后的近三十年。我从信息科技的客观发展规律出发，试图从国外信息科学中的相对薄弱领域（人工智能有关基础领域）做出突破性的工作，从而实现要外国人来学习中国科学理论的梦想。

　　我第二阶段科研工作的历程是从神经计算机硬件研究开始，经过了不断延伸与深入的发展，过程如下：神经计算机硬件研究→人工神经网络软件与算法研究→人工神经网络的高维空间几何分析方法→高维空间点分布分析与模式识别→仿生模式识别→高维仿生信息学→浮动网格的计算机图形学……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高维空间几何分析提出了人工神经网络的SLAM模型学习算法以后，相继提出了仿生模式识别，和更为广义的高维仿生信息学新基础理论，并在企业与地方的经济支持下发展了超低数据量（48字节）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浮动网格的人脸与表情自动生成技术等实用技术。

　　我第二阶段三十年来的工作，领域覆盖面宽而比较分散，偏离国外的通用方向愈来愈大。但这三十年来的工作说明了以下两点：（1）中国人是聪明能干的，任何新领域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明的规律性，破除对洋人权威的迷信，刻苦拼搏，总能在五年左右时间内，走到学科的最前面，获得接近或超过国际上的最好效果。（2）由于数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这一现实，使中国民间和社会上根深蒂固地形成一种崇洋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位中国人。这就对中国超越“洋拐棍”限制的工作，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记得1984年为落实中科院中美两国科学院杰出学者互访计划，我被派往美国，在几所大学做学术交流报告。会后有中国人问我“你在美国待了多少年？在哪个学校念的书？”真叫我哭笑不得。

　　感谢中国科协设立“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感谢这本传记以尹晓冬领衔的执笔人。我的科研活动传记第一阶段工作很好写，很明确，但第二阶段工作很难写，因为不少工作都是开着口的（即开放性的，未最终确定），有待于进一步的系统化与完善化。而学术著作出版物总要落后于实际工作发展好几年。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希望我第二阶段的科研工作能够成为年轻人超越世界最高峰的一段梯子，在科学方面实现中国梦，也实现我的梦。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